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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位于浙江省北部，钱塘江下游。秦于灵隐山(本虎林山，唐改武林山)下置钱唐县，其时今杭州市区还是浅海湾，西湖也还没有形成。汉时，海湾逐渐缩小，华信筑了一道堤坝，隔开海水，西湖才开始形成。以后，钱唐县亦由武林山下迁往西湖以北。

杭州之名始于隋朝，治所先在余杭，继而移往钱唐。杭州的“杭”就从“余杭”而来。大业六年(610年)，江南运河完工，杭州地处大运河终点，地位日趋重要。唐朝中叶以后，杭州已为东南名城，海舶云集，成为一个相当发达的海港。隋初，杭州仅一万五千余户，唐开元中已增加到了八万六千余户。

在这片浅海湾涨成的平地上，水味苦咸，不能饮用。唐代宗时，杭州刺史李泌凿井六口。这些井其实是用竹管引源自山泉的西湖水。西湖的景色这时已很优美。唐长庆年间，白居易任杭州刺史，他就写过赞美西湖的诗歌。相传西湖白堤系白居易所筑，在他的《湖上春行》中，却有“Zui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荫里白沙堤”的句子。原来白堤本名白沙堤，在白居易来杭时，已经有了。白居易注意治理西湖，却是实事。后人称赞他的功绩，就把建筑白堤误传为他的事迹。

五代吴越偏安东南，对杭州的发展却起了重要的作用。钱谬修筑海塘，使杭州湾北岸不受海潮侵袭。他设置撩浅军，专门担任疏浚西湖和运河。这种工作，在吴越境内，普遍施行，水利发达，据范仲淹所述，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吴越的统治者在装点湖山上很做了点事情。灵隐寺的石塔和经幢、雷峰塔、保傲塔、白塔都是吴越遗物。吴越还两次扩建灵隐寺。经过了吴越的努力，杭州在北宋时已有“地上天宫”之称。宋苏轼于熙宁时到杭州做通判。元佑年间，他在东京做翰林学士，因言时事被人攻击，调任知杭州。他到任时杭州正逢大灾，西湖则半为葑田。他把两次来杭所见，加以比较，估计不出二十年，将要见不到西湖。他要求留上供米五十余万石救荒，获准。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，疏浚西湖，并建筑长堤。后人把这条堤叫苏公堤。宋高宗建炎三年(1129年)，金完颜宗弼陷杭州。次年，金军焚毁明州(今宁波)后，回到杭州，焚城而去。这是历史上杭州遭到的Zui大的浩劫。

南宋升杭州为临安府，为“行在所”，以后就定都于此。南宋在今杭州南面的凤凰山建筑宫殿。南宋亡后，马可·波罗参观过这宫殿，认为规模之大，堪称一。可惜后被大火焚毁，化为废墟。南宋统治集团在杭州大兴土木，耽乐湖山。西湖之上，游舫各立名目。北关夜市(在武林门外)，备极热闹。各种曲艺杂技的行家，也都在此大显身手，以博衣食。耐得翁云：“自高宗驻跸于杭，而杭山明水秀，民物康阜，视京师且十倍矣。”(《都城纪胜》序)感慨国事者则愤而怒斥之，文及翁《贺新郎》言之犹切，“一勺西湖水，渡江来百年歌舞，百年沉醉。”这比林升的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。暖风薰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”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杭州与苏州的“天堂”之号，正是在这时出现的。南宋中叶，临安府(包括属县)人口达三十九万余户、一百二十四万余口。这无疑是当时世界上Zui大的都市。

元兵南下，世祖要求保持完整的临安，元初的杭州，繁华不减于旧。然海口淤浅，杭州在南宋时已失掉海港的条件，都城地位既不复存在，市况不免逐步减色。西湖这一勺水，也几乎陷于淤塞的地步。元末红巾军一度占领杭州，纪律甚是严明。不幸元军反扑，举火焚城，残伤殆尽，这是又一次浩劫。明代以来，对西湖采取了多次整治的措施。明正德年间，知府杨孟英将苏堤增高加阔，使西湖逐渐恢复旧观。西湖之畔，南宋孝宗时敕葬岳飞于栖霞岭，宁宗又以北山智果寺为功德院，后为岳庙。明于谦也埋骨湖畔。明末爱国将领张煌言殉难时，高歌“西子湖头有我师”，他歌颂二人云：“日月双悬于氏墓，乾坤半壁岳家祠。”他死后也葬于湖畔。清末秋瑾的遗骨也于辛亥革命胜利后还葬杭州。杭州，既以其优美的景色吸引游人，也以忠烈之士的业绩鼓舞着人们的精神